这些年来，我时常惦着一位诗友，并在心中向他仰望和致敬。

他与我是高中同学；准确地说，他比我低一届。彼时，我是校“鸣春”文学社社长，有着写作爱好的他经常为我主编的油印校报投稿，一来二往，两人间的友谊就“跨班跨龄”了。关系更近一层还在于，我俩的习作都已在外面的报刊上发表，甚至上了国家级的。用当下流行的说法，该称“校园作家”。

有一日，我在《少年文史报》副刊上读到了他的诗作《父亲的手》，写得一咏三叹，柔肠百转――我触摸到他少年失怙的至痛，为他的家父哀悼，为他乖蹇的人生怜惜。因了重文轻理，偏科终成灾，他未能跻身大学校门，复读于他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用他话说，“家里穷得只剩下风声”。于是，他把自己瘦小的身子张惶地投进打工的大潮中。

一滴18岁的水，一滴苦涩的水，一滴孱弱的水，就这样没进了大海，以至于我多年而不睹他的形貌，不知他的影踪。待我俩再聚首，才知道：这一段音讯相阻的日子里，一对落魄的文学青年，都在彼此打探着对方的讯息；因了我俩漂泊的命，几次即将想拥而泣的幸福，都因工作环境的变更而夭折。他手执瓦刀，先南京而阜阳再东营后上海，一处处建筑工地，他用力气、汗水和时光兑换一张张钞票。而简陋的工棚里无法摆下一张阅读和写作的桌子，繁重的工活将他吃饭和睡眠赶到了逼仄的时段里。他最初带来的几册文学期刊和名著，被其他民工偷偷撕作便纸用而面目全非。由于惜书葆爱，他和一个民工大吵一场之后，只身来到浦东一处建筑工地谋生。天有眼，苦身翻。闲扯中，工地上负责施工的头头竟与他有着弯弯绕的亲戚关系，这位早他三年沦为“大学漏子”的工头，得知我的诗友将粗劣的伙食从量上节省，以求多得几枚小钱用作书饷时，面颊上泪光一片，竟不假思索地让诗友的命运由地上而天上――“小子，你给我去开塔吊吧！”

如今不少地方流行起年薪制。一些人以此为时尚。而我却认为：“年薪制”在中国的民工中早就“施行”了――一个民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工钱都要等到年底才能到手。如若遇上一些良心让狗吃了的工头，这苦涩的“年薪制”也无法兑现的。所幸的是，诗友所在的工地，实行的是“半年薪制”。这样就有时间有资本进书店了。他在信中告诉我：第一次进图书馆，与众多文学名著睽违已久的他，一种复杂的情感袭上心头，他孩子一样嘤嘤哭泣起来，且不能止，图书馆管理人员只得将他请出了馆门。

文学梦像冬原下的野草根，境况稍稍有了些暖色，自然就一星绿一星绿地晕染开来。读书，写作，诗友的作品陆续在报刊上露出羞怯的迟到的笑靥。他坚守的是纯性写作，重质而不图浮名，署名不标姜友彬，而多用自况身心所寄的“居半空”、“沪客子”等笔名。因他居地变动不定，一些稿费不能归主，他也不计较，甚而仿效流沙河先生，视稿费为公厕收费员手中的小钱。今春，他将曾发表在《江南》上的一首诗作《阳光离我很近》寄来，读着读着，我的眼窝就温润起来――我不哭泣/阳光离我很近/我没有理由让纯白的云朵/做我的泪巾/我不是什么也没有/我有贫穷但很美丽的风声/阳光离我很近/面对如此蔚蓝的天空/哪怕一丝的叹息一星的艾怨/都会令我内心不能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