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乡僻处东隅，襟带瀛海，自古以来，居民多以煮海熬波为业，濒海之地，盛产食盐。《史记·货殖列传》谓：“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东有海盐之饶。”唐宋两代，海滨盐业日趋发达。明初定两淮盐场之制，洪武元年(1368年)特划庙湾场，置盐课司，设盐大使，管理盐务。是为近代吾邑盐政之肇始。

    两淮盐场有三十处，庙湾场治在庙湾镇南门外，东至大海，西以谢家桥为民户与灶户分界，射阳河南以范公堤为界，河北以运盐河为界，东属灶地，西属山阳县民地。煎盐之人，称为灶户。《宋史·食货志》云：凡鬻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亦称灶丁。《清会典》称：各盐场并灶丁，是为灶户。又称：长芦、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灶丁之地，曰灶地。庙湾场辖境，皆灶地也。民籍与灶籍分界之谢家桥，即在龙王庙左侧南北巷交接处。予儿时犹见当路置有磨盘三块，以示旧日桥址。

    谢家桥东南约三百步，有地称盐场，系明代堆盐之场所，后日用为城镇坊巷之名。桥东约半里，有运盐河，俗称盐河。河北流往灶下，南出新丰市会龙桥，注入射阳河。射水南有串场河，沿范公堤南流经新兴场，至盐城县城西北。西接高邮东来之运盐河；南经兴化，与泰县运盐河相通。淮南各场，水道相连。吾邑之盐河，亦即江北串场河之分支也。运盐河畔旧设盐义仓，储粮备灶境饥荒。

    庙湾场盐课大使署，在庙湾镇迎薰门外盐市口。旧志卷二《建置·公署》称：系明洪武元年大使徐福、副使黄安创建。宣德九年(1434年)郭仲文增修，天顺八年(1464年)钱铭重修，嘉靖元年(1522年)张纲复修。庙湾场盐课司，初置大使、副使各一员；嘉靖间副使缺裁。大使秩未入流。月给俸米三石，发给一石，以二石折钞三十贯。至清雍正朝，始改秩从八品。

    然吾乡设置盐场，非始于明朝。远在汉代，海滨即以产盐著名。盐城立县，始于汉武帝刘彻元狩四年(公元前191年)，时称“盐渎”，故城在今盐城县西北。顾名思义，可知当日为盐产区也。唐代楚州为产盐名地。《玉海》云： “唐肃宗初，第五琦请于江淮置租庸使，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吴盐者，即淮盐也，为我国盐类中之佳制。宋词人周邦彦故有“吴盐胜雪”之句。吾乡喻口镇迤东十余里之“海墙头”，其时称“盐   古墙”。《唐书·地理志》所载之常丰堰，代宗大历间黜陟使李承所创筑也。北宋期间，各地设提举茶盐司，产地设盐运使司主盐政，吾乡盐务直辖于泰州分司。范仲淹曾任西溪盐官，驻东台，管理通、泰、盐、阜之地灶民事务。因就常丰堰遗址筑堤捍海，后人称“范公堤”。民灶感念，特建三贤祠于靖海门外以祀之。下至南宋，江淮间烽烟不绝，宁宗赵扩嘉定年间，于吾乡之北鄙设置天赐场，场在庙湾镇北约三十里。元代设都转运盐使司于两淮、两浙等处。明初于两淮建盐场三十处，庙湾场为其一。成化七年(1471年)，复建天赐场，不久又废去。天赐场官舍遗址，至清道光间犹可辨识。清沿明制，吾邑之灶地皆辖于庙湾场。清初属淮安分司，乾隆间改隶泰州分司。及至民初，盐法更变，始无民灶之分，庙湾场遂废。

冶铁煮盐，历代关系国家财政收入。自汉以来，所榷盐铁之税，封建国家岁入大宗。此种事业，向为豪强地主富商大贾所掌握。其管理政策，汉代已有争论。西汉桓宽《盐铁论》十卷，即为国家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就盐铁官营等问题之辩论经过情况之记录。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91年)，起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铁商孔仅与出身于洛阳商人家庭之桑弘羊任财政官，将盐铁事业收归官营，于产地设官，全国有盐官三十余处、铁官四十余处。其为官者，不少原系盐铁商人。此后盐铁经营管理政策，历代多有争辩，不过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之反映，地方豪强巨富与封建中央政权之对抗。至唐中叶，置盐铁使，掌收运盐铁之税，或兼两税使、租庸使。当时任此官者，以刘晏为最有名。宋因之，属三司使。宋仁宗时始行钞法，令商人输课行盐，一钞入钱四贯八百，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后钞法大坏，乃换给盐引。元明均沿用之。明代于产地设场，派官管辖，立灶籍以管理之，用以羁绊煮盐之民。正统年后，且专差御史岁一巡历。庙湾场盐课司右，有所谓察院行署，即巡盐御史之官舍。后以供给苛烦，民灶苦之，始予罢去。院宇在清康熙七年(1668年)地震中倾圮。明万历中，盐法弊，积引过多，乃立盐政纲法，以旧引与现引分纲行销。淮南编为十纲，淮北编为十四纲。行盐遂为世业矣。清初以都察院御史巡视盐政，长芦、两淮各一人。福建、两广、甘肃、四川以总督兼理。浙江、云南、贵州由巡抚兼理，即简放盐政。《清通考》云：“各省盐政关差一年任满，例由部院题请更换。”清初各省之巡盐御史，谓之盐差。康熙以后，始渐归督抚管理，见《清会典事例》。乾隆以后，长芦、两淮亦改为盐运使矣。不设盐运使省份，则设盐法道以理盐政；其兼理茶课者，谓之盐茶道。

    吾乡庙湾场向为淮南之著名盐产区，由大使治之，受辖于驻扬州之两淮盐运使署。清用明制，行盐用盐纲，道光后改行盐票，纲法始废。清制，盐引每年由户部颁发，指定口岸斤数，由商贩运，不准引盐相离。每引行盐之数，百斤至数千斤，各省不同，课税轻重亦不一。其盐场行销之地曰引地，额销之数曰引额。盐票与盐引同，山东、两淮、浙江等处，均票引并行，由部印颁者为盐引，由盐政填给者为盐票。经营盐业者，为引商。引商既认其地之引税，在其地界内有专卖之权。凡已纳引税之盐，谓之官盐；未纳税者谓之私盐。其甲引地之盐，阑入乙引地销售者，谓之占销。占销之罪，同于私贩。以贩卖私盐为业者，旧时贬称之曰“盐枭”。吾乡昔日驻扎之缉私营，即用以维护官盐商专卖权之武装力量也。此为历代盐法之概略，庙湾场即存在于如此盐政之下也。

    据《嘉庆盐法志》称；庙湾场灶丁烟户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三户，共计五万零七百十二丁。盐列中次，岁产八千八百五十六引。一说庙湾场年产盐五万七千六百八十一桶，实产四万五千四百四十一桶。产盐之数，旧日淮北以地面为准，淮南以盘   为准。而庙湾、新兴两场灶不谙煎，诸商置   募丁煎制，原额因之增减无定。《史记·平准书》载有“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如淳注云：牢，廪食也，古者名廪为牢也。盆者，煮盐盆。盘   ，亦煮盐器皿。曩日七灶乡有铁铸大容器，即元朝皇庆年间煮盐之灶具也。

    庙湾场除公垣、盐仓外，其主要生产设备有灰坑、灰亭、卤池、锅   、铜桶、铁砣及灶房等。《唐书》称灶户为亭户，有“游民业盐者为亭户”之语。至宋则稍有别，《宋史》谓：“环海之湄，有亭户，有锅户。有正盐，有浮盐。正盐出于亭户，归之公上者也；浮盐出于锅户，鬻之商贩者也。”明代煮盐者为世业，民灶分治。灶户附于垣商，供其驱使剥削。垣商募丁煎煮，纳税入官，犹田赋也。

    庙湾场所榷之税款，谓之盐课，其官署故名之曰盐课司也。稽征各课，名目甚多。灶户所纳盐灶盐田之地税，谓之灶课。盐商所纳纲引之税，谓之引课。盐场房租赃罚各款，谓之杂课。引课内又分正课、加课。各课额例，载之簿册，由庙湾场盐大使负责课征，而由盐运使衙门主管之。盐课司亦招人承包稽征事宜，吾乡俗称之曰“庙湾场为册子的”。民籍之田赋地丁款额，先后由山阳、阜宁县知事经管，不与灶籍混同。

    灶地庄村，皆濒海斥卤之地、沮洳之场。亭户煮盐，专资荡草。灶地薪蒸茂密，苇蒲丛生。清光绪间，城东五里青龙桥外，犹听樵采，不加禁止。射阳河南北，迄今以“灶”为名之地，南有邓家灶，北有头灶、七灶、九灶、十灶、前中后三灶及小灶，犹之东台县之有头灶、四灶、沈灶，盐城县之有万家灶、李家灶等，皆昔日场灶之遗址也。出吾县城之拱辰门，越窑桥，即至灶下。自头灶而北，各灶相距仅两三里，十灶与前三灶之间，亦不过五里之遥。按黑龙江省嫩江县往北，沿嫩江而上，越伊勒呼里山，直至黑龙江畔，由三站、四站递增至二十五站，皆昔日边防驿站，丝毫不乱。而吾邑现存之灶名，数字不衔接，位置有错乱，予疑不能明。据友人转述一老农言：头灶之地，当年仅有一盐灶；七灶者，其地旧有七灶；馀可类推。小灶之地，旧日盐灶产量小于他处；邓灶者，邓姓经营之盐灶也。聊备一说，尚难实证。灶地土壤多卤气，系盐碱土。宋元之际，紧接沧海。其后海势东移，溢地日增。泻卤之地，可艺稻粱。清嘉道间，海   户口日繁。灶民以牢盆为业，以蛏蛤资生，诛芽筑室以居。每届夏秋，台飓时起，犹虑海涛冲激。予儿时见头灶乡人，张陈两姓居多，闲时大率扛草来城出售。灶地处社会与自然之积压下，其时仍未苏醒也。

    灶地之民力富源，全为官商吮吸净尽。海盐之饶，向为封建官僚、巨商大贾之利薮，灶丁焦头烂额，盐商富敌王侯。昔日扬州之繁华，皆两淮各盐场灶民血汗所凝成。淮扬盐商之奢侈腐朽生活，非有专著不足以深刻揭露。彼辈骄奢淫逸，着罗衣锦，精餐美食，挥手千金，无不来源于对灶户盐民之残酷剥削及放肆压榨也。而灶户盐民生活之苦、境遇之惨，更非笔墨所能尽述。

    吾两淮地瘠民贫，灶户之困苦，甚于两浙。水旱风雹之灾，连年不绝；海溢潮涌之患，历岁时起。庙湾灶民惟恃刈草煮盐。海啸风涛，闻声立至，躲避不及，即遭漂溺。而海水所经，立成斥卤，三年之内，百卉不生。死者随波逐流，葬身洪涛；存者暴露风日，僵卧颓壁。大吏漠视民瘼，听其呼庚唤癸，既无御灾捍患之策，又无蠲赋赈济之举。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盐邑陈玉树所撰《海溢乞赈启》云：连年咸潮逆灌，饥馑 毒，食不充肠，衣不蔽体，槁项黄馘，面鹄形鸠。灶境粮税，向不蠲除；饥寒交迫，敲扑不免。每届八、九月间，逃往江南就食者，不绝于路。岁无凶乐，同此颠连。灶境所受自然与社会之逼迫，惨苦如此！灶民平常情况，无异奴隶。寒暑阴晴，日有固定劳动任务，办盐有规定数额，照引输纳，岁煎交仓，督促催缴，不得短少。灶籍亦不得随意变更，完全是封建农奴制性质。《阜宁县新志》卷五《财政志·盐法》称：“每遇天灾，或逃或死，其痛苦较耕农为尤甚。”光绪《阜宁县志》卷六《场灶》篇末所言庙湾煎丁之苦，尤为痛切，文曰：

庙湾灶不谙煎，垣商及附垣之灶户，大率置草荡，备牛   ，治亭场，购锅   ，葺草庐，招极贫下户，俾之刈草淋煎，谓之煎丁。

    海滨广斥，共虺蛇处，与豺狼游。所饮者，咸苦之水也。所食者，脱粟之餐也。老幼男女，终岁胼胝出入于灰碱泥淖之中。鹑衣百结，形容如鬼。

    地居中土之极东，当穷冬冱寒，朔风暴作，一无障蔽，其寒彻骨。迨三伏炎蒸，正淋晒旺产之时，打头屋矮，咸卤煎熬，烧灼熏蒸，不异汤火地狱。屋以外，赤日炎炎，而煎丁烦热难支之顷，每趋投赤日中，以为清凉世界。日未衔山，蚊蚋成市，其大如蝇。煎丁无蚊帐，则以泥涂其身，或蹲泥淖中，以避毒喙。

    而主是垣者，又或收之以大桶，给之以低价。衣食不敷，赴垣预借，或且科以子息。不得已而售私，则巡丁场役，群勒诈之。

煎盐先须刈草，而台飓不时，怒涛狂啸，奔避偶迟，死生呼吸之间。潮涨大旺，则并亭场馀盐一卷而空。设遇雨泽稍多，卤气被压，猝难开火。无盐可交，追呼孔迫。如值亢旸日久，场河干涸，盐不能出，米不能入，钱荒谷贵，束手待尽。咸丰六年之旱，煎丁饿毙者殆以万计。呜呼，惨可知矣！

    此文描述煎丁遭际惨绝人寰，写来淋漓尽致。吾邑旧志{艺文志}收有明代郭五常作《盐丁叹》一诗，中谓“古来水旱伤三农，谁知盐丁同是楚”；呼吁“勿使心如墨，勿使政如虎”。然终比不上前述文字之有声有色，有血有泪，如泣如诉，包蕴沉郁巨大之愤怒也。旧志二十卷，予以为仅此一段文字为最精彩，最真实，最动人心魄。

    然渔夫盐民，皆海滨之基本群众也。此辈坚忍勇健，识风涛，习水性，往来岛屿沙洲海口港汊之间，实为海疆之劲卒，边徼之长城，最富于反抗与战斗之精神。元代厉行种族压迫，至为残酷，而终元之世，人民武装反抗未尝中止。元末起兵于泰州、高邮之张士诚，即白驹场人，业操舟运盐。明初防范倭寇，特召渔丁船户，岛人盐民，籍为水军。嘉靖间倭寇屡犯江北，扰我通泰淮扬庙湾地方，郑晓总督漕运，亦募盐民之勇悍者为兵，遂破倭于通州。

    近百余年，海势东移，旧时事荡，潮汐不至，卤气遂淡。宋代所建用以防御海潮之范堤，距海最远处已有九十公里，早已失却防潮作用。场灶盐额日减，积困日增，盐亭荡地，能煎者仍蓄草供煎，继续产盐；能垦者乃开沟筑堤，改兴种植。吾乡庙湾场之灶地，因海陆变迁而随之发生变化矣。

    以射阳河北之灶地而言，其垦拓耕种，标志吾乡人利用自然、适应自然之辛劳。灶地之土壤属于盐土类，主要含有氯化钠及其他少量可溶性盐。吾乡人深知盐从水来，盐随水去，故引淡淋盐，排水爽碱。风车蹲在北，车口田近活水港，得水快；尾田在南，有出水港。通常农家均如此摆布，不用尾田进水也。一部风车，八桅者可灌溉七八十亩，七桅者灌溉四十余亩。牛车可灌溉近二十亩。低洼之地，土含盐类少，则设脚车，以人力取水，可灌溉十亩左右。为淋盐爽碱，多开一熟沤田，头灶、七灶、九灶之东荡一带，多如是也。吾乡人为争生存，求温饱，胼手胝足，开荒整地，昔日碱土草荡，相继辟为良田，生长五谷，而丰稻粱之利。

    民国初元，盐法变更，淮南盐额逐年递减，庙湾场始废，灶地遂成历史名词。此后，滨海碱滩，盐霜遍地，盐蒿刺目。新兴资本家张謇、朱庆澜等，识荒原为利源，纷纷组织公司，前来圈地晒盐，开垦棉田。民国六、七年后，海滨卤风乃又揭开盐垦公司之创业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