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盐阜区革命根据地活跃着一支精干的文艺演出团体——阜宁县文工团。
1943年春,新四军三师粉碎了日寇对我盐阜区的大扫荡,在阜宁县境内拔除了陈集、八滩等敌伪据点,当时人心振奋,各方面的工作都空前活跃起来。中共阜宁县委总结了第二次反扫荡胜利的经验,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温了刘少奇、陈毅在发动苏北文化运动时提出的“在苏北应该有大大小小的剧团来担负苏北文化工作的任务”的指示精神,决定组织文艺团体。原苏北戏剧协会理事、戏剧家、时任阜宁县文教科长的黄其明根据县委的指意,于4月份开始筹备,成立了盐阜地区第一个县属专业文艺团体——阜宁县文工团。直至1945年8月,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为适应形势需要,中共苏北区党委决定将各县文工团整编合并,组建苏北文工团止。阜宁县文工团虽然只存在两年多时间,但所作出的贡献和所显示的可贵的革命精神却至今令人难忘。
一、一出好戏打响了第一炮,轰动了一大片
1943年阜宁文工团成立之始,第一出戏排演的是黄其明同志创作的淮剧《照减不误》。这个戏写的是地主张百万伙同管家赵管账,千方百计抵制和破坏抗日民主政府颁发的减租减息的法令。老佃户周大爹夫妇,在旧社会里长期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渴望解放,但又怕担风险,想减租又怕惹祸遭殃。民运队陈同志对他家亲切关怀,热情帮助,加之儿子大安(农救会小组长)再三劝说,两位老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冲破重重阻力,走上与地主张百万说理斗争的讲台,揭露张百万所耍弄的“明减暗不减”的阴谋诡计。张百万在铁的事实面前,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丑态百出,不得不低头认错,承认“减租减息”有理,应该“照减不误”。
《照减不误》通过一个侧面准确而又深动地反映了盐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的斗争生活。据当时社会调查,地主富农人口只占20%,而却占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土地,以租债残酷地剥削贫苦农民,这样自然影响抗日斗争。党和政府为了解决这个突出矛盾,制定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和法令,从而既首先解决抗日主要依靠力量——广大贫苦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以利提高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又掌握分寸,照顾到地主的利益而利于团结抗战。这个戏就是抓住这个主题展开矛盾冲突的。
刚成立的阜宁县文工团,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并未经过专业学习培训。如王搏夫在来文工团之前,在阜宁计桥乡当乡长。当乡长之前,即1940年至1942年底,曾在三师八旅二十四团宣传队演过淮剧剧目。再如王东凡、薛飞是来自原盐阜文工团,董叶来自上海,原会唱京剧。后来大家才知道,凡是调来的,组织上都已经过了解,并有人推荐。当时团里只有二十多人,剧中几个角色是这样分配的:地主张百万由王东凡扮演,地主太太二奶由薛飞扮演,地主家的管账先生由王博夫扮演,农民周大由汤伏波扮演,周大妈由董叶扮演,周大儿子周乐安由史秉五扮演,农会主任由吕波扮演,指导员由薛萍扮演,还有小丫环、小九子分别由李英、陈桂楠扮演。开始排戏时导演就是作者黄其明,由他边排边教边练边修改。对于淮戏形式大家虽有一定的了解,但谈演技并不很熟练,更算不上高明。由于演员大都是农村青年,对农村的情况比较熟悉,对地主及地主狗腿子如何剥削欺压农民,农民生活贫苦的状况有深切体会,所以思想感情在一开始就很投入。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布景,一张桌子两个凳子。但演出中唱腔如何,是否悦耳动听,是否唱出感情,这是一个硬功夫。为了提高演出水平,就以能者为师,会唱的教不会唱的,唱得好的教唱得差的。当时薛飞同志唱得较好,还有拉胡琴的高宽之同志也会唱,就请他们带领大家练唱。此外,还向民间艺人学,向地方上唱得好的群众学。就这样,经过紧张的勤学苦练,终于在1943年8月于县委驻地停翅港(广场土台)三级干部会议上演出了,并接连演出数场,效果非常好,反映十分强烈,群众都说这个戏好看,受启发,有意思。当时就得到三师师部、盐阜地委、阜宁县委领导的关注和肯定。总之,这个戏可算一炮打响,轰动了整个根据地。这个戏除了以淮戏的形式为农村广大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更重要的是这个戏是演与他们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地主受了触动,广大农民欢欣鼓舞,所以文工团每到一处演出,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尤其是受到农民群众的高度赞扬。有一次在阜宁西乡前神墩、大冲等处演出后,佃户们都自称自己是剧中的周大(佃户),把他们庄上的地主比做剧中的张百万,把地主的二奶奶比做剧中的二奶奶。常常这样,每当戏演到周大一家被地主欺压受苦一段时,台下的观众义愤填膺。台上演员周大演得声泪俱下时,台下观众跟着抽泣,流下同情的眼泪。当最后演到斗争地主一场时,观众气愤得振臂高呼:“打倒地主恶霸,减租减息有理。”靠在台前的观众有的气愤得把泥块、山芋干、砖头向扮演张百万和赵管账的演员身上扔,演员们也难免吃些苦头。还有一次在部队慰问演出时,一个战士竟气愤地拿起步枪瞄准地主要打,幸被旁边的班长及时发现而阻止,免生了节外生枝。事后这个战士说:“我把台上的地主当着我们庄上的地主看待了。”演出宣传,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为减租减息营造了强烈的舆论氛围。
继《照减不误》演出之后,剧团又排演了黄其明同志编写的反特题材的《绝头路》、动员扫除文盲题材的《王大进冬学》、闹生产搞互助合作题材的《懒龙伸腰》和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欺压人民为内容的《渔浜河边》等剧。至1944年8月,县文工团第一次集训时统计,共演出50多场,观众达12万人次。由于这些戏都紧密地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任务,在本地区所产生的效果十分强烈,其影响和作用远远超出本地区。黄其明同志于1987年8月1日给徐月亮同志的一封信中这样说:“由于阜宁县文工团的演出,扩大了剧本的知名度,产生了社会影响,所以各县也纷纷成立了文工团,同时出现了群众自发的演出活动。”涟东县文工团由负责人方徨同志带领了几个团员来阜宁文工团观摩,他们看了演出,顿被吸引,一致认为这个戏写的好、演得好。他们回去也学着排练演出这个戏,结果文工团也跟着特别吃香起来,东请西邀,演遍了全县。盐阜其他各县也都跟着成立县文工团,乡村成立农村业余剧团,也都照样排练演出,同样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1943年10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阜宁文工团两个多月,演出新淮戏《照减不误》、《绝头路》21场,观众达两万余人次,受到群众欢迎。对改革淮戏旧形式,利用其为抗战服务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二、领导关怀,群众支持,自身努力,再大困难也能克服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经济物质条件无疑是十分艰苦的。演出条件极差,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解决困难的办法就是依靠群众,依靠领导,依靠自力更生。当时文工团除了有配唱的两把旧胡琴、一副锣鼓家伙,其它一无所有。那时流动演出没有现成的舞台,每到一处,农民群众帮我们在广场上用泥土堆起土墩或用门板搭起当舞台。没有布幕就用芦柴帘子在舞台周围围起来。晚上演出没有灯光照明,就用面盆装豆油棉芯点亮照着舞台。需用的服装道具就向农民借用。化妆用的油彩也是自制的,黑墨锅底灰都被利用过。演员的生活条件也是很艰苦的,没有多高的待遇和特殊享受,每人每月3元津贴,只能买点毛巾、牙刷、牙粉、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每月的伙食标准只有45斤大米,柴米油盐菜均在其中,早晚只能是稀饭、萝卜干,中午瓜菜代饭。一个小组数人在地上围一摊蹲着吃饭。事务长动点脑筋,一周吃几次青菜下面条放点盐,省点钱可吃一两次小菜,算是生活改善了。同志们在三九寒天,里边只有一件土布衬衣,一条裤头外边就是粗布棉袄棉裤。盖的是二斤棉花胎被子,睡的是草铺,大家夜间挤得紧紧的度过一寒。夏天没有蚊帐,就将被子棉胎拿掉,将被壳子两头一吊,人钻进去,尽管又闷又热很难熬,总比让蚊虫咬好得多。没有鞋子就打草鞋,如果用布条子打那就是高级的了。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为了抗日,为了人民翻身解放,却始终精神饱满,朝气蓬勃,团结战斗,无一句怨言。在不停的排练演出中,大家不怕苦,不怕累,常常为赶场演出,搬家行军。白天背着背包,一辆车推着炊具、粮油,到了目的地就演出。大家充满团结、互助、友爱精神,谁要是有不正确的思想行为,便立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有时很深刻尖锐,但从没有谁会抱成见、视提意见者为仇人,相反则更加团结。
文工团的同志们就是这样练就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和可贵精神的。也只有这种作风和精神,才能掌握和使用文艺这个武器去为抗战、为人民、为改造社会服务。也只有这种作风和精神,才能演好戏,才能赢得观众,才能发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群众听说文工团要来演戏,总是高兴地奔走相告,喜出望外,群情激奋。特别是提到以唱苏北民歌《八根芦柴花》而著名的歌唱家薛飞同志,群众更是眉飞色舞,赞不绝口,有声有色地形容说:“薛飞同志在《照减不误》、《绝头路》、《渔浜河边》里扮演主角,她的声音响亮悦耳,在幕内唱起板时,台下数千观众寂静无声,一根针掉下地都能听见。”又形容说:“薛飞唱戏,像猪油活颤颤的,在夜晚三里路外都能听见。”这里不免夸张,但可见观众对淮戏演员的喜爱。还有,每当部队从前方打仗胜利回到后方休整、练兵时,文工团经常到部队慰问演出。有一次在阜宁童营子为新四军某部演出,大约有五千观众,戏没演完,突然下雨了,演员们担心演不下去,而观看演出的指战员们,尽管风吹雨淋,都坐着一动不动,鸦雀无声,直到演完为止。演员们深为他们这种精神所感动、所鼓舞,同时也反映出指战员们为文工团的精彩演出所深深吸引。
每当一场演出结束后,地方党政领导和部队首长都到后台看望文工团的同志,鼓励大家好好学习政治、业务,为农民、战士演出更多更好的戏。1944年元旦,阜宁文工团在三师及苏北军区部队军民同乐万人大会上演出了《照减不误》、《绝头路》等戏,黄克诚师长看了《照减不误》很高兴,十分赞扬,特地奖给作者黄其明一支金笔,并祝大家演出成功。同时,三师政治部还赠给文工团一套幕布和锣鼓乐器及一些道具。以后,黄师长又在师部接见了剧团领导和主要演员代表陈亚夫、王博夫、王东凡等同志,鼓励大家继续努力,演好戏,为抗战做贡献。黄师长的殷切期望,给文工团同志们以极大的鼓舞。后来又给文工团调来了业务技术骨干张惠春同志,让他来当导演,从此文工团的演出水平就有了更大的提高。
党和领导同志不仅关心文工团的演出、生活,对文工团的同志的政治学习也特别关心,让大家参加当时的整风和各项运动,县委领导同志还给大家讲毛主席《论新民主主义论》、《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等课程。1944年8月,地委又把几个县文工团集中到阜宁三庄马集训三个月,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提高演技等一系列业务课程。阜宁文工团就是这样在党和领导的亲切关怀教导下,阵容上不断巩固壮大,政治业务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生活和演出条件也不断有所改善的。
三、热情为农民服务,把文艺交给农民兄弟,成为推动抗日和生产的动力
为了把新淮戏进一步交给群众,形成群众性戏剧运动,县党政领导利用文工团的示范作用和力量,积极推动农村普遍建立起以农民为主体的吸收部分民间艺人参加的农村剧团。而文工团也把组织农村剧团、普及现代淮剧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因此,文工团除了自身演好戏外,还做了大量的社会文化活动工作。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派员到重点农村剧团或秧歌队帮助建立健全组织,辅导排演教唱新淮调等;第二,利用教师冬训,组织专门培训班。如在1944年冬学师资培训班上,专门用三天时间进行业务培训,要求每人都学会秧歌舞,都学会淮戏里的几个主要曲调,要求每个中队演出一两个戏。在冬训班结束后的一个下午把几个中队集中起来比赛,跳秧歌舞和唱淮戏里的几个主要唱腔,并都演出了戏。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老头子、女老师有的是第一次登上舞台。幕间各中队代表进行大鼓说书比赛,最后县文工团还演出了《渔滨河边》。观众和演员们都兴高采烈,一直演到鸡鸣方才散会。这一活动对培训骨干、占领根据地文化阵地、推动农村剧团秧歌队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据1945年春统计,阜宁县成立的农村剧团共达158个,团员1805人,演出541场次,观众417500人次。此外,还发展组织了不少秧歌队。最活跃时,阜宁马集、角巷两个区就有秧歌队30多个,每个队队员有30—50人。如汪朱区一个乡,据统计,全乡人口1620人,参加民兵、学生、妇女等秧歌队就有1120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阜宁县戏剧运动的广泛性和群众性。黄其明同志给徐月亮同志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文教科召集了阜宁中小学教师一二百人,在神墩集训,印发了《照减不误》、《绝头路》等几个剧本,由阜宁文工团的演员任教,分组排演……从此一个以学校为中心的宣传教育网络迅速形成,有教员、学生演的,有群众自发演出的,从示范演出到群众自编自演,在全县开展了一个抗日、反特、反顽、减租减息、生产的教育活动。随后各县也出现了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始料不及的。”这是当时农村文化艺术活动的一个生动写照,充分体现了从实际出发,从群众利益出发,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可行性。
四、县文工团的人员、组织状况及值得称颂的有关几位同志
阜宁文工团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全县文化艺术活动如此红火,离不开当时的大环境、大气候。盐阜根据地曾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从陈毅军长到党政军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先后认真学习贯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广大工农兵渴求文化精神生活,加上大批外来文化名人、文艺骨干集聚在盐阜地区,如洪学智、曹荻秋、王阑西、阿英、贺绿汀、章枚等,他们都鼎力提倡和推动部队文艺活动的开展,对促进阜宁境内文化艺术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与阜宁文工团的成立与成长有着直接关系的起着重大作用的几个人,那就是黄其明、陈亚夫、章枚同志。这三位同志都已先后去世,他们为文艺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这里首先要提的是黄其明同志。他原籍四川广安县人,1916年8月出生,1937年12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回到抗日前线,在新四军四支队教导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江淮日报社等单位工作。1941年来盐阜抗日根据地,先后任盐城县文教科长,涟东县、阜宁县人民政府秘书、文教科长。1944年后任苏北区党委文艺科长、苏北文工团团长。黄其明在任阜宁文教科长期间,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为配合根据地各项抗日斗争工作,一手拿枪,一手握笔,以笔当枪,奋笔疾书,写出了许多非常感人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以淮剧表演为主要形式的、以现实斗争为主要题材的一批好剧本,其中有如上所述的轰动苏北广大根据地的一出好戏《照减不误》,有动员群众学文化的《王大进冬学》、宣传军民团结抗日的《生死同心》、正告意欲投敌的动摇分子的《绝头路》、暴露汉* 卖国贼嘴脸的《照妖镜》、打击杀人放火坏人的《眼前报》、发动生产自救的《懒龙伸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思抗日、专和坚持抗日的新四军搞磨擦、欺压人民群众的《路遥知马力》等。《路遥知马力》这个大型淮剧演出后,被中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阿英同志取其第一幕改成《渔滨河边》,演遍盐阜解放区。这些剧本大多体现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的、革命的、大众的新文化的有机结合。有些剧本的一些主要唱词和曲调在阜宁、在盐阜根据地许多人都会唱,影响极深,流传极广。黄其明同志词汇丰富,成语、歇后语广为运用,且恰到好处,听起来幽默而通俗易懂,意味深长。他每写一个剧本,一旦酝酿成熟,就立即动笔,从不拖到第二天,总是日以继夜地一气呵成。他是阜宁文工团的主要创始人,也是改革旧淮戏、服务新斗争的最早探索者。由于新淮戏《照减不误》是新内容旧形式,被称为“旧瓶装新酒”在苏北最早尝试,因而引起广泛的重视和讨论,褒贬不一。贬之者认为它的形式脱胎于旧形式,是封建、没落、颓废的东西,这个旧形式妨碍了新内容。褒之者认为,我们不反对旧形式,只要群众能接受就可以运用。在这一争论中,剧作者黄其明一段语意深长的话很发人深思,从而亦赢得了讨论天平的倾斜。他说:旧瓶装新酒也许会变味,然而瓶总是可以装酒的,当我们没有适当的新瓶来装新酒时,旧瓶总比没有瓶好,你要是手捧着新酒等着新瓶,所得到的结果是酒从手里流走了,或者变味,何况今天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正是旧瓶,而不是洋酒洋瓶呢。最后,作者的态度是:不管你是旧的新的、中国的、外国的,只要你能达到政治目的,为抗战服务,为大众服务,我们都应有所扬弃地运用,也只有在不断的改进中,新中国的戏剧才有诞生的可能。黄其明作为在苏北吃螃蟹的人,他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由于这样勇敢,他才尝到蟹的美味。
其次,值得称颂的是陈亚夫同志。他是阜宁文工团的首任团长、指导员,也是开展建团工作的积极执行者。为了一个白手起家的新建团体,他做了大量的筹建、组织和思想工作。陈亚夫性格开朗活泼,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虽然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但他却学习了一口苏北地方方言。他不仅做团体的行政管理和思想工作,也参加演戏,而多半演的是反面角色。他在《绝头路》一剧里扮演国民党特务,演得活灵活现,颇受好评。
还有音乐家章枚同志,他对淮戏曲调较有研究,并做出了贡献。他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结合淮戏原有唱腔特点,并与善唱的演员相结合研究。他既为薛飞同志记谱,又与薛飞同志研究改进旧曲调,创造新淮调、新悲调、小开口等等。改了后好唱好听,韵味浓,深受演员和观众们喜爱。除了以上三位同志外,还有我们演员中的女主角薛飞同志,可算名扬苏北,是一个大名星。当时在盐阜地区一提到薛飞,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人夸张地说,苏北除了黄克诚师长闻名外,第二位就要数薛飞了。由于薛飞的演唱水平高超,令人神往。后来苏北大大小小的剧团包括农村剧团,凡是唱的较好的女主角都被群众誉为赛薛飞。在阜宁即出现了“一飞三玉”之称。即阜宁文工团内的郑兰玉、武庆玉,还有停翅港农村剧团的陈玉,这“三玉”都以薛飞为榜样,以博得“赛薛飞”称号为荣。她们在广大群众中深受欢迎和爱戴,是文工团发展成长的骨干力量,为提高文工团的知名度作出了贡献。
阜宁文工团从1943年春成立到1945年8月九县整编合并为苏北文工团止,这两年多,其领导班子两次变动调整。开始陈亚夫同志为团长、指导员,1943年底调来傅一夫同志任团长,陈亚夫为专职指导员。后来又调来张惠春同志任导演。到1944年春,傅、陈两位调出团体,又从团员中选拔了史秉直任团长,王东凡任副团长,王博夫任指导员。其组织机构,设团部4人(团长、指导员、导演),下设三个分队(两个男队、一个女队)。为加强党的领导,团体自身七八个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当时的党支部和党员还是半公开的。支部属县直机关党委领导,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还是抓得紧的,党员很注重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全团人数最多时有近四十人,经常有调进调出,不断调整更新。凡不适宜做此项工作的,就随时调整改行。曾在阜宁文工团的成员,记起的有:傅一夫、陈亚夫、张惠春、史秉直、王东凡 、王博夫、汤沸波、高宽芝、吕荣中、吕波、董叶、薛飞、李英、武庆玉(王健)、郑兰玉、陈桂楠、陈在凡、杨国英、薛萍(谷虹)、江萍、李健(江浩)、吴福堂、丁长生、王祚荫、周毅、李文彩、马桂才、张仁(璞林)、陈伟、曹志高、解应声、李云、吴静、张月中等。
以上这些同志大多数是来自本县、本地区的社会青年和学生,还有部分是小学教师、基层干部,开始真正懂得熟悉淮戏并能演戏的是极少数。在那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里,同志之间、男女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大家都能团结一致,打成一片,同吃一锅饭,同睡大地铺,一人困难大家来帮,一人生病大家关心,送茶送水,体贴入微,大家对完成工作任务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在生活上稍微考究点、娇气点,那就要受到大家的批评、帮助。休息时又唱又跳,热闹异常,亲密无间,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大家庭的团结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