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底，西风萧索，寒气逼人。一天，一艘帆船靠近阜宁县城东约四五十里的邹家河岸，舱里走出邹鲁山，他怀抱着一个婴儿，用大红棉锻包着。婴儿只有三四个月。圩子上老老少少都跑来看热闹，惊异地问：“这是谁家的孩子？”邹鲁山笑答：“这是我从老同事家抱来做儿子的。”那时邹家姐妹三人，并无兄弟，邹人煜13岁。众姐妹见有了小弟弟，皆乐不可支，却不知道婴儿竟是陈毅和张茜的爱子。
    邹鲁山毕业于东南大学，后来在上海执教。“七七”事变后他回到故乡，目睹侵华日军种种暴行，满腔悲愤，经常高唱《满江红》，书写“还我山河”。他捐资组织地方武装袭击日军小股武装，每有胜利，便欣然忘食。但是，他对我们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却缺乏了解，当八路军五纵队解放他的家乡（阜宁邹家河乡）时，他和家人一起避了一阵。后来看到八路军、新四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才逐渐消除了疑虑。不久，他结识了陈毅将军。陈毅将军那恢宏的气度，磊落的胸怀，文情并茂的谈吐，决胜千里的指挥才能，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夜里，他们畅谈通宵，陈将军开诚布公，对国事谈了许多见解，大大增进了邹鲁山对党的了解。回到家中，他眉飞色舞，逢人便说共产党有人才，陈毅的胸襟和抱负同那些腐败的国民党军官有天地之别。以后他又和陈毅接触多次，时常红烛高照，黑白对弈。
    1942年，陈毅同志挥师进军淮南，那时张茜生孩子不久，陈毅找到邹鲁山，说想把孩子暂时托付给他抚养。邹鲁山慨然接受，表示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三言两语之间，这件事就说妥了。
    从此邹鲁山变了，豪爽变得深沉，粗心变得谨慎。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孩子的起居。有一度时孩子得了痞块病（即黑热病），真把邹鲁山夫妇急坏了。不久，又传来日军要大“扫荡”的消息，邹鲁山夫妇心情格外紧张。夫妇经过商量，第二天夜间邹鲁山妻子便带着孩子“埋伏”起来。这时众人才感到这孩子来历不寻常，但始终不知道是谁的孩子。“扫荡”过后，邹妻带着孩子回来，全家一片欢乐。
    端阳节快到了。小孩也能扶墙摸壁走几步了。邹家姐妹忙着做香袋，绣虎头鞋，给小弟过“娃娃节”。哪知就在端午节头天下午，邹家来了一个人，他和邹鲁山低语一阵，便在邹家住下。第二天小孩就不见了。邹家姐妹号啕大哭，这时邹鲁山才源源本本把孩子的来历告诉大家。
    陈将军派人来接孩子时，也给邹鲁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做一个革命者。有人说陈毅是“吕纯阳”，邹鲁山被他几句话点化“出家”了。
    1946年，国民党疯狂进攻解放区，炮火一天天逼近，我军北撤。这时邹鲁山毅然弃家跟随部队北上。北撤途中，他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南下后，邹鲁山到了上海，在市民政局工作，成了陈毅市长的部下。这时，他的高血压病已很严重，不得不住院，陈市长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去看望他几次。1951年邹鲁山在苏北垦区病逝。去世前，他给女儿写了一封遗嘱式的信，信中说：“我由一个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这是我最大的幸福！”他还教子女在他死后不要麻烦陈毅同志，千万不要把微不足道的贡献当资本。
    陈毅托子的事过去了60多个年头，至今犹在盐阜人民口中盛传。邹鲁山对陈毅确感知遇之恩，而陈毅对他也以赤诚托付，这当为佳话永远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