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 宁 的 庙 寺

    庙寺因佛教兴起而产生。阜宁境内的庙寺，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以至明清时期佛教兴盛的产物，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历久不衰。
    1941年9月以前，阜宁全县13个区（含今滨海全境、射阳、响水、建湖、淮安部分地区），约有庙寺210余座（含道观15座）。这些庙寺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兴建起来的。早在晋康帝2年，马逻即建有天王寺，可谓古矣。唐宋时期，庙寺日渐增多。青沟的玄君殿，北沙的兜率院，南羊寨的观音寺，后沙岗的毗卢院等均建于唐代。县城上码头的真武庙建于宋代，旧址犹存，屋舍俨然。昔日射阳河流以此处，折成一个大湾，湾北有此古庙，阜宁在立县前称庙湾，即因此得名。到了清代，我县庙寺遍及城乡，极一时之盛。梵宇富丽堂皇，飞檐斗角，风光宜人，吸引了历代文人雅士寻幽探胜，以一睹这一独具特色的古代文物为快。城北郭的祗园寺，据地敞洁，一望野旷天空，是久负盛名的“庙湾八景”之一。城西北隅的清静腌，四周空旷，环境优美。庵前横一小河，河上有木桥，真是小桥流水，另有一番清幽的情趣。不少庙寺还有令人神奇遐想的传说，如马躲寺，即因唐王征辽，也躲于此而得名；张家集海口庙，为唐代建，黄巢起义率十万大军转战江淮，曾驻兵于此；朦胧净慧寺为唐武德3年兴建，相传寺前有井一口，昔有王者避兵井中，适蜘蛛结网于井口，追兵过此而不疑，故幸免于难。县城东隅的城隍庙，传说则更多。庙内供奉的城隍爷，白脸长髯，威风凛凛。站在他身旁的那个老头儿，头戴瓜皮帽，身穿马褂，手提灯笼，是他的捕快班头，专管捕人到阴间的差事。所以不管谁家，如果死了老人，总要摆好祭品，极其虔诚地招待这个老班头，希望他对阴曹地府的死者多予关照。这个老班头嘴很馋，喜欢用熏烧猪头肉下酒，因而祭品中怎么也少不了熏烧猪头肉。老人对这些传说总是津津乐道，小孩子们也听得饶有兴味，不断地追问：“还有呢？还有呢？”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阜宁庙寺历经兴废盛衰的过程，这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历史的渊源。从庙寺分布情况来看，阜宁中心地区经济发达，其庙寺则多于后开发的滨海之区，一区（阜城）、四区（东沟）、五区（板湖）、八区（羊寨）、十区（凤谷村）的庙寺分别为38座、23座、22座、22座、23座；而三区（八滩）却仅有3座。相差如此之大，这当然与经济有密切关联。阜宁庙寺之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射阳河流经阜宁入海，烟波浩渺，商舶如织，千年以来，是南北运输的孔道。在迷信鬼神的封建社会，船只入海前总要烧香拜佛，祭祀一番，庙寺也随之应运而生。封建统治者为了通过神权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乃倡议或捐资大兴土木，建造庙寺。仅在县城内即先后兴建了真武庙、孔庙、城隍庙、东关帝庙、西关帝庙、邑厉坛、极乐庵、三元宫、寿安寺等29座。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阴晴雨雪，焚香祭神者总是联袂而至，不绝于途。若逢庙会，更是盛况空前，热闹非凡，商贩云集，人流如潮。庙门前场地上，各种商品、农产品，应有尽有，庙会也就成了农贸商品交流会。
    到了清代，关帝庙日益增多，县城内就有2座，朦胧、天赐场、辛家荡等地均相继建造。究其原因，与政治不无关联。清朝统治者入关后，竭力加强专制主义统治，严酷压制人民的反清思想，遭到各族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巩固其统治地位，他们便逐步调整统治政策，从思想上控制和麻痹人民。他们深知汉族人民对关羽极其崇拜，便选中这一偶像作为人民的精神支柱，鼓励各级官员在各地大造关帝庙，大肆宣扬关公的忠义节气，其目的就是瓦解人民的斗志，要人们象关公效忠刘备那样，死心踏地忠于清朝统治者，成为他们的精神俘虏和驯服工具。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里，神权总是和政权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无形的枷锁，禁锢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反抗意志。
    利用封建迷信欺骗人民，粉饰太平，这是历来封建统治者的惯伎。他们大造庙寺，题额书联，赋诗撰文，无非是为自己涂脂抹粉，显示自己的政绩，以博取人民的赞赏和拥戴。顺治15年（1658年），海防同知咸大猷曾于射阳河南岸文峰塔旧址建大王庙，由乾隆皇帝御题“妥侑安澜”四字。康熙年间，总河张鹏翮在薛家套建有海神庙，在云梯关建有禹王庙。知县龚舫、蓝采锦、阮本焱等在任内重修了很多庙寺，当时赢得了不少士绅和百姓的颂扬。乾隆年间，县学训导黄达曾在极乐庵题诗云：“不信多愁客，偏居极乐庵。梵音沉竹径，花气引香龛。林复云层叠，帘开月一函。萧森秋思散，随梦到江南。”庙寺的碑文大多是为庙寺建修者歌功颂德，不乏阿谀逢迎之词。但也有些碑文记载了当时与庙寺有关的历史掌故，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如阮本焱在《马工大王庙碑记》中，曾提及光绪10年（1884年）两江总督左宗棠勘察云梯关之事。在左之前的任事者曾三度导淮，只是抽沟补堤，不能根除严重的水患，徒费金钱30余万。左公以此为鉴，欲复淮水故道，仍从云梯关入海，故专程勘察云梯关。当其来勘之时，阜宁代理县令阮本焱鉴于阜宁贫穷，物力匮乏，只得清风两袖晋见左宗棠。左公非但不予责怪，却以廉洁奉公通饬苏宁两布政司传令嘉奖，并委任其正式县令。此文所记，不仅颇有史料价值，而且对评价左宗棠后期的功绩也是极好的佐证之一。
    阜宁庙寺之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了，相应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庙寺遍布境内，就是有力的证明。每座庙寺里都雕塑着众多的佛像，或坐或立，或怒或笑，形态各异，极为传神。这些宏伟和精巧的塑像，可谓集美之大成，是我国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堪称古代雕塑艺术宝库的珍品，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财富的一部分。佛教的发展，对教育事业也大有裨益。阜宁不少佛寺后来大都改为学校。早在康熙年间，海防同知郎文煌就废五痛庵创办观澜书院，开全县庙寺办学的先河。乾隆年间，知县李元奋曾改西门外紫阳庵为紫阳书院。到了清末民初，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部分地方进步知识分子要求改变现状，学习外国长处，遂废科举，兴学堂。此时阜宁境内始有学校，大多借用庙寺。光绪34年（1908年），开明士绅顾恩溥创办明达中学堂，附设附范部，以篆河徐家东尖的大悲庵作为校舍。这是阜宁最早的一所中学，培养了一批人才。该校师范部为我县培养了首批小学师资，推动了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1927年阜宁县孔庙作为校舍，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此后，借用庙寺办学与日俱增。城东观音庙，城西东岳庙，凤谷村东林院，沟墩痘神庙，北沙兜率院，史庄地藏庵……都先后办起了学校。1930年，地方士绅联合佛教会，以城内地藏庵（今县人民医院处）为校舍，创办了私立射阳中学。1943年，盐阜行署利用空寺庵作为盐阜区联立第一中学的校舍，为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建国人才。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寇入侵苏北，阜城沦陷。日伪军经常下乡“扫荡”，纵火烧屋，大片民房化为灰烬，具有宗教文化内涵的宏丽庙寺亦多付之一炬。故抗战胜利后，阜宁境内的庙寺，除了城内的真武庙，其余均荡然无存。正因为如此，所以建国后出生的人，对庙寺的情况也就知之甚少了。他们小时候，只能在月白风清的夜晚，睁着好奇的目光，静静地听着老人活灵活现地讲述那庙寺的美丽传说。
 
(孟泽)